“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8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99年9月18日，由于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时年70岁的周光召与22位科学家一起，中央、国务院、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详情
周光召院士逝世后，1999年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两弹一星”元勋，仅剩下2位还在世，分别是王希季和孙家栋。
王希季是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及其后的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倡导并参与发展无控制火箭技术和回收技术两门新的学科。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在他主持下大量采用新技术并突破一系列技术关键，使卫星增大了功能，延长了寿命，使我国卫星返回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变成全球仅有的掌握此项高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
我国著名的航天技术专家，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提任我国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作了多项重要决策，主持解决多项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使我国变成全球上第三个自主建立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提出了2020年前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趋势、目标和路线日 )
1958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幅射流力学、高温度高压力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贡献。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在试爆前的关键时刻，周光召等人临危受命，对核爆试验成功率进行严密测算，拿到了试验成功率为99.9%的“定心丸”。
50至60年代，于敏在原子核的相干结构、原子核平均场的独立粒子运动等方面作出了高水平成果。1961年转入核武器研究，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统计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爆轰物理和辐射流体力学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问题。在核工业战线进行了多项开创性研究;在氢弹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相当长时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和物理设计，对中国核武器突破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核武器长远目标选择、技术途径确定、技术关键分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内第一个计算出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其内爆机理研究解决了的核心问题，为爆炸威力、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创建了核试验研究所，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首次、氢弹、导弹核武器和增强型等不同方式的几十次核试验，推动了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试验技术协调发展。创立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核爆炸的测试研究，对武器的研制及改进、效应及其防护研究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开创了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并完成首次抗加试验。
1964年作为型号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保证了东风2号导弹飞行实验取得圆满成功。他相继领导组织了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式地地导弹的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试验工作。组织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保证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获得成功。领导组织了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整个通信卫星工程的研制试验;领导组织了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地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发射服务零的突破。
屠守锷早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后投身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屠守锷参与了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领导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他积极倡导将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并多次提出发展捆绑技术，亲自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为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大珩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我国第一台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观测系统，为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和其他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最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我们国家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1956年开始，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以他在总体、动力等领域的丰富知识，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中国航天之父”的美誉。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的“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上世纪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60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冶金所承担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与原子能所、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组成第十研究室，他兼任该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探索反复试验，于1964年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陈芳允长期从事无线电电子学及电子和空间系统工程的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曾参加英国早期海用雷达的研制试验工作。研制了电生理测试仪器。在北京电子研究所提出并指导研制出国际上第一台实用型毫微秒脉冲取样示波器。1964年和李力田等研制出飞机用抗干扰雷达，投产后大量装备我国歼击机。1964年至1965年，提出方案并和徐建平等研制出爆炸测试仪器，参加了卫星测控系统的建设工作，为我国人造卫星上天作出了贡献。1970年他提出并和共同工作者于1980年完成了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成为支持我国通信卫星上天的主要设备。
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后，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负责领导探空火箭头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的研制，获得丰富的试验资料。参与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1965年以后，郭永怀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为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组，他是主要负责人。在他领导下，开创了利用气象火箭和探空火箭进行高空探测的研究，探索了卫星发展趋势，筹建了环境模拟实验室和开展遥测、跟踪技术探讨研究，组建了空间科学技术队伍。1964年，根据国内运载工具的发展，他提出了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对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黏性、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1962年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他治学严谨，以身作则，为科研人员培养和作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资料来源：员网、中国科学院网站、北京科协、新华网、央视新闻、央视军事、新京报、文明天津、中国科协之声